單人表演可以用來形容表演形式，即只有一個演員的演出，但如果從「身分是表演」（Identity is a Performance）看「單人表演」的話，觀眾注視的對象是甚麼？不能一言敝之。這一個人不止在展現技藝，更以現場表演作為方法來一邊述說一邊建構身分。演出，變成一次赤裸的對奕：表演者固然要承受展露私密一面的壓力，觀眾亦必須接受挑戰——眼前的不再是用來盛載他人想像的管道（Conduit），不能用凝視之利來隨意看待。演的和看的，互相照見，有一刻，目光對上，有些甚麼被觸碰了。
假如認同身體被文化痕跡包得密不透風的話，以己身來探索身分的坦實，在於不假他人之身來再現，而是親手把自己剝開、審視、重組。本文論及的五個帶有自傳成分的作品，創作和演繹都是同一人。借用媒體理論對錄像時間為表述式（Declarative Time）和表演式（Performative Time）的劃分，我思考：自傳式的單人表演，是否也存在「被述說的身體」和「進行中的身體」的二重性？二者的分界要有多明顯或多含糊，才達致自傳式表演的身分探索？
對讀：李婉晶的《卡拉OK》以及黃大徽的《W.T.F.》
把《卡拉OK》和《W.T.F.》並置對讀，很是有趣。李的作品外揚、黃的內歛；前者追踪成長和家庭關係，後者回溯藝術生涯的起跌；李選擇的卡啦OK，既是兒時回憶亦是特定時空的文化產物；黃的W(ong).T(ai).F(ai).始於個人，亦終於個人，但不否定歷史對際遇的影響。兩個作品都以個人歷史為經、香港歷史為緯，架起作品結構，二條歷史線交纏但各有主軸，而香港回歸扮演了起承轉合的角色。李婉晶用靈活多變的歌唱技巧，幽默地演唱上世紀80至90年代的的粵語流行曲，這些她在成長過程中唱過不知幾遍的歌曲把作品章節流暢地貫串起來，熟悉的旋律，令人分不清是她的還是自己的故事。無論多麼的不想記起，陪伴成長的歌總會在脆弱時浮現腦中；不可用於書寫的廣東話，再難登大雅之堂仍是我的母語，在我還未懂得甚麼是「語言」之前，它已開始建構今天的我。《卡拉OK》結構嚴密，論及香港和個人歷史的篇幅恰到好處，不着痕跡地交織，可見李婉晶在鋪排創作素材的功夫；她口齒伶俐，有種自然的喜感，令觀眾樂於趨近，近年來她和「天台製作」的作品每每令人驚喜，期待再下一城的嘗試。
黃大徽的《W.T.F.》開始了一段時間，我才意識到自己在「看表演」。坐在第一排，與黃相隔不遠，加上認識他，所以即使他手上拿着稿子，感覺還是跟與朋友聊天差不多。演技舉重若輕，似有還無。作品引用Martha Graham一句「I am a dancer」開始，在眾多身分之中，黃選擇了以「舞者」為述說的核心，社會與個人歷史圍繞着舞蹈在回歸前的香港交滙。當時社會共識是趁着大限前拼老命撈一筆。如果沒有滿地黃金襯托，走上藝術路也許不會顯得那麼浪漫、吸引，和愚笨。回歸後，香港在跌跌碰碰中找身分，黃的舞蹈身分卻要在香港以外才有容得下的空間。好不容易到了2018年，香港頒給他一個獎，卻沒有送他走向中心的通行證。社會運動、新冠疫情，黃繼續在邊緣舞蹈。30幾歲的他墮入驚恐，63歲的他學會了面對。創作吧，為了生存，為了存在，用創作抹掉「藝術」和「生命」之間的界線，用創作尋回五歲時在舞池中混然忘我的自己，尋回藏在身體中的喜樂和平靜。黃準繩地拿掐自傳式作品需要的距離來觀察自己，在名為「黃大徽」的檔案庫中深耕細讀，簽名式的冷靜聲線詳細述說的，有溫度但不濫情，自嘲但不酸澀；說得累了，專注地削蘋果，慢慢放入口中咀嚼，如人飲水，冷暖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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